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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为捐不出财富的企业家喊声冤

  原标题:施永青:慈善可以无限发挥个人价值

   性交易应合法化

   《中国慈善家》:早期,你在香港做过一些项目,比如说帮助一些女性性工作者维权,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

   施永青:机缘巧合。因为我平时比较容易跟人亲近,所以很多人也容易找到我。我有一些朋友本身就有参与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我说我的钱是想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那个群体也是比较缺乏关怀照顾的一群,所以我觉得应该支持一下。有些人有很多顾忌,不想进入这个工作里面,怕人家误会,我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中国慈善家》:我看到你的文章,提到对性工作者应该非道德化,能否具体谈谈?

   施永青:我是赞成非道德化的,对这个群体不应该再延续传统的看法。她们不过是另一类的服务人员。她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有很多买卖、拐骗的情况存在。比如骗到香港、东南亚,有些会保留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有些则是完全被人控制。香港有两个女权组织,一个叫青鸟,另外一个叫紫藤,这两个组织我有支持过一段时间,我也只是捐一笔钱给他们去做。我跟他们还有一定的联系,他们现在主要是替一些被警察抓了的性工作者打官司,在社会上做一些宣传,让大家明白她们的处境。

   《中国慈善家》:所以你赞成性交易非罪化?

   施永青:我是赞成合法化的。合法化之后,她们受人家控制的机会就比较少。香港政府不干预的,打击的只是那些抽钱的掮客。如果是她个人选择,我觉得不干预比干预好。你打压她,她就要投靠一些有势力的组织,就会给人家欺负、给人家剥削。所以一般来说,法律制度越不合理,就越有这些组织存在。你解决了一些基本问题,她们也不需要去维权了。

   香港社会企业不太成功

   《中国慈善家》:2008年左右,你说过想要尝试社会企业,现在永青做的小额贷款项目算是吗?

   施永青:可以说也是社会企业的一个模式。只是我们要成立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在内地也难度很高,所以变成一个没有实体的社会企业。在永济,我们的做法是收息差,就是我们贷给永济合作社,永济合作社再贷给农民,但是我们收来的利息不给股东,因为这个工作是在民促会下面,民促会也不会允许把赚来的钱分给股东。所以这个钱是重新投入在一些农村的工作里面。我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一般社会企业的功能。现在在香港,我可以说大部分的社会企业不太成功。

   《中国慈善家》:为何有此判断?

   施永青:他们没有持久的发展模式,还要靠原有的母组织给一定程度的支援。社会企业最好是通过社会的实际需要,自足存在,而不是要人发善心来支持你。比如说,有些餐厅,说给一些伤残人士工作,但只在开张的时候、宣传一下的时候有客户,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有些人搞一些叫社会企业,有些是卖花、插花,但经营方面没有一些商业组织那么强,那么靠什么存在呢?靠找到愿意便宜租店铺给他的人,变成人家在租金上补贴他。没有钱,叫人家免息贷款,还要每年从母组织拨款给他经营,这只算是搞了一些社会组织。我说没有能力做企业的你就不要做企业嘛,你做企业还浪费了本来可以用在慈善上的资源。我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所以我对他们说,你不要办社会企业了,你把本来是可以用在慈善上让人家得益的钱花在你的表演上了。

   《中国慈善家》:所以社会企业一定要符合商业规律。

   施永青:对,但不仅限于此。如果他做的是其他商业机构也愿意做的事情,那又何必去做。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替老人家回收家用电器、装修、换门锁啊,他们也组织了一些装修公司,但是他们装修公司其实没钱赚的,也是补贴的。我们愿意补贴,但是我们没有说是社会企业。他们还要办自己的社会企业,第一个这种工作社会上也有人做,你是抢了其他企业的生意,你用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抢人家的生意,还说自己是社会企业。我说你这样慈善工作就算了。

   《中国慈善家》:施永青基金在永济实践的小额贷款有何不同?

   施永青:小额贷款的前提,就是很多社会上的金融财务公司不愿意到农村去做,因为农村的生意比较小,有时候也有风险,我们去做就填补了他们的空缺。而且我们也在这个地方赚一点钱,这些钱还是用在农村。所以如果我们独立计算,在永济应该是赚钱的,一年可以赚两百万。我觉得我们这个才是社会企业。

   不要逼企业捐钱

   《中国慈善家》:据说你个人的捐赠、中原集团慈善基金以及中原集团员工的慈善捐赠划分非常明确清晰?

   施永青:施永青基金是我个人的,我来决定。在中原,我有大概一半左右股份,但我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董事。另外,中原有一个分享的机制,就是赚来的钱要跟员工分享,如果我把钱捐了,相当于他们分享的就少了。所以在香港,捐钱会遇到高层管理人员的一些阻力,他们不想捐这么多,实际上,一年捐几百万、一千万也确实不少了,其他企业没有每年这样捐法的。所以我也不强迫。

   《中国慈善家》:全凭自愿。

   施永青:捐钱是应该自愿的。我是不太喜欢内地在一种压力下捐款,有了什么灾难,国家号召一起来捐。如果你捐得少,以前的压力是来自政府,现在的压力可能更多来自民众。

   《中国慈善家》:企业不该承受这种压力?

   施永青:捐钱做慈善的,应该是人家从内心感觉到需要。有些事情你越是逼他,他的反应就是,我想办法怎么避免你来搞我,怎么想办法减少一点。好像我儿子小时候,打游戏机,我老婆总是监督他,他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怎么样避过我老婆的监视去打游戏机。你逼他捐款,他就是想尽办法不捐款。

   《中国慈善家》:如果环境宽容一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更主动么?

   施永青:如果环境宽容一点,变成大家主动,他会见贤思齐,起码他去思考一下,发现这个做法原来也挺适合自己的,那他就会主动去做。你四处给他压力,他没有机会想这个问题,他想的就是怎么样避免捐这么多。当然,有时候需要引导一些社会风气,但这个风气不要成为逼迫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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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钱别等老

   《中国慈善家》:2008年,你将名下股份全部捐出,有跟子女沟通过么?

   施永青:这个考虑很早就有。我很早就跟我的子女说,将来他们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我的钱不一定留给他。但是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捐进去呢,一个是当时也没有去研究,什么时候捐进去才算是好的时机,我只是觉得,在我还是壮年的时候,我做生意赚钱会更快嘛,我本来是想死后才捐出去。死了才捐那就不是我去做了,应该趁自己还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不是老得走不动,判断也没有能力的时候才去做。所以我觉得应该早一点,做多一点。

   《中国慈善家》:对财富做出这样一种处置,是基于怎样一种考虑?

   施永青:其实不是像人家讲的这么漂亮,我基本上不强调是为公的方面,当然关注农民的生活,想中国发展得更好这个是一个考虑。更大的考虑就是,因为我们香港相对个人主义,从个人出发就是,你的才华如果单是赚了钱,花在你个人的身上,它是有局限的,你怎么去花也享受不了,我的早餐份量太大我也吃不完。穿名牌、买游艇、住别墅,我就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我希望在他人身上去展现个人的才能。我是想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做慈善事业是使你的价值可以无限发挥的一个途径。这是我从个人的角度考虑。

   《中国慈善家》:西方一些国家有慈善传统,宗教背景是很大的因素,对于中国大陆企业家来说,捐钱做慈善需要怎样的一种逻辑支撑?

   施永青:我前面讲了因私的部分,实现你的个人价值,慈善是一个最好的表达方式。另外,帮助他人会带给人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你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比放在银行里面有几个0价值高多了。为乡村修一条路,一些产品就可以卖到城里面;给村里打一口水井,村民就不用每天挑水,他就有时间照顾孩子、老人,养一些猪,他生活就改善了。你是从很实际的、人家脸部的表情上就能感受到你做的事情的价值,你是看着他的生活改善。

   先解决问题

   《中国慈善家》:股权捐赠是否有利于财富传承?

   施永青:当年我也有这个思考。一方面,我把股权放在一个慈善基金,意味着我的子女就没有争夺财产的机会,因为不是他的。另外一个方面,你的生意还是在你控制之下,没有损失。现在中国大陆我知道还没有这种安排,那就妨碍了中国富起来这样去做。

   《中国慈善家》:政策的不完善妨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施永青:以前比尔盖茨到中国来劝捐,没人响应。很简单,因为我捐只能捐给红十字会等官方背景的机构,捐了之后我控制不了。比尔盖茨可以捐,捐了还是他管理,中国大陆应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企业家是没法把他的收入捐出来的。

   《中国慈善家》:也就是说,一旦政策支持,企业家都可以放心地把钱捐出来?

   施永青:其实不妨碍他维持事业将来的资金需要,资金要保值增值,需要进行投资,可以投回进去。我的基金会除了做善事之外,也做投资的,自己公司需要资金的时候,也可以投。所以,不妨碍企业家管理自己的企业,不妨碍企业家管理自己的财富,他就更容易把自己企业的收益放在慈善工作里面。用这笔钱永远滚动做慈善有什么不好呢?他们说,中国大陆的企业家不愿意捐钱,我说,那是因为没有为他解决这个技术问题。

   《中国慈善家》:只税收一项就是巨大难题,在大陆,企业家股捐没有税收优惠。

   施永青:很多企业没有这么多的现金。就是肯捐,他也做不到,如果他要捐钱,难道要卖掉一部分资产来交税?这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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