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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公益人:薪酬待遇“难以启齿”

在挂有三面红色锦旗的小会议室,三位上了年纪的阿姨显得有些激动,指着材料着急地诉说。坐在对面倾听的年轻人祝文贺,是正在接待这三位当事人的律师。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公益志愿律师,祝文贺显示出超出年纪的淡定。

 大姐,您已经走了信访程序,从答复结果来看,已经对你们的问题都回答了。下一步如果要解决你们的问题,还是要走法律程序,其他过激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祝文贺以商量的语气坦诚地与她们沟通,几位阿姨不停地点头。

 看似简单的劝解,却是祝文贺近两年公益事业从业经验的积累。他说:做环保公益的案子,很多当事人有信访经历,可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此时,我们要给当事人做普法工作,一旦符合援助条件,我们就会介入帮助。

 2013年7月,已有5年律师工作经验的祝文贺,进入到该中心成为一名公益志愿律师,工资只有先前收入的一半。其实,像祝文贺一样,在公益领域,有很多年轻人正在编织自己的公益理想,当然理想面对的薪酬现实,很骨感。

 女汉子+暂时啃老=撑起一个公益机构

 这世界绝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是著名的音乐人高晓松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用在公益人尹杭身上很合适。

 在京城老四合院长大的女孩尹杭每次回家,都会被家人开玩笑说又来北京出差了。这位面容清秀的姑娘,是一位长期扎根西部的环保公益人。2007年,尹杭从中央民族大学生态学专业毕业之后,就进入一家公益机构工作。

 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却是女汉子的姑娘,期待着每天充满挑战,更希望通过公益来证明自己。在她看来,大小不同机构,都承担着各自的使命,各有优势、取长补短才是未来NGO的新业态。后来,她毅然地选择了辞职。

 2014年8月,她走进青海省民政厅拿到了省级民非注册,标志着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成立。我们开始主要以保护雪豹项目为主,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青海存在大量的流浪藏狗争抢雪豹的食物,给人畜带来了感染包肝虫病的隐患。

 保护雪豹的过程中,还延伸出保护其他动物的问题。尹杭说,随着研究和保护范围的扩大,组织很快壮大,多了另外5个死党。

 除了我,另外两位90后全职的工作人员是一名甘肃藏族小伙和一位成都姑娘。尹杭笑着介绍,我们刚起步,到现在还发不出一分工资。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专业的啃老族,由于处于刚起步阶段,家里还是支持我们的。

 相对于家庭温情脉脉,社会对于他们的帮助则显得捉襟见肘。刚开始的几个月,我们有项目,但是苦于没有启动资金。之后,就找专业的基金会支持。有的基金会愿意给我们2000元,但让人感到荒唐的是,钱只能用于印海报宣传,实际项目的资金还是没有。尹杭谈起这段经历时,带着苦涩的笑。

 我只能检讨,机构成立到现在还没发出工资,资金很有限,没有和员工签劳动合同,我知道这是违规的。说到工资的时候,尹杭显得不太好意思,但她也不忘给自己打气,这个新机构现在遇到了成长的烦恼,今年和明年对机构的下一步发展显得至关重要。让机构正常运转起来,人员的生存就不是问题了。

 尽管雪境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发工资,但在她看来,公益人的薪酬并不是一个俗套的话题,至少应该直面问题。公益行业合理的薪酬,不仅要维持体面的生存,对于年轻人而言,也要满足他们进一步深造的需求,但现实与理想还有着很大差距。

 媒体人+公益咖啡馆=打造公益文化圈

 把咖啡馆打造成公益活动的信息集散地。你没听错,这是真的!位于北京东二环某商业中心的鸿芷咖啡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2008年在环境媒体工作时,霍伟亚就想过经营一家公益咖啡馆。直到2012年,他拿着咖啡馆公益项目策划找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获得资助委员会的审批通过,得到了20多万元的项目支持。

 2013年,他与有经营经验的小伙伴一起策划,鸿芷咖啡馆在年初得以启动。这一年总共投入30多万元,主要靠公益支持,一部分来自商业经营。

 公益领域有个问题,与社会的互动性不够,特别是缺乏与公众直接面对面的机会,公益咖啡馆发挥了信息交流功能,就像中国传统的一些茶馆。咖啡馆面向公益领域有一些优惠,给公益人提供固定的交流、学习场所。霍伟亚解释说,这也是他的原创理念。

 这是目前国内最早的一个以公益为主题的咖啡馆。与其他咖啡馆不一样,咖啡馆门口摆放着几十家公益机构介绍资料,大家可以随便拿取。咖啡馆的墙上还贴着各种公益活动的照片、明信片和留言,整个咖啡馆公益气息弥漫。

 作为公益咖啡馆,我们不仅提供物理空间,还能定制各类服务。霍伟亚笑着展示咖啡馆的业务。如果是公益活动,场地费每小时500元,而同等级别的商业活动则高很多。不过,我们对于一些没有预算、但活动质量很高、符合鸿芷工作重点的公益活动也会免费或者采取合作形式。当然,还为公益活动额外提供更多服务,策划文案、活动咨询、文字编辑、拍照都可以提供。瘦高的霍伟亚聊起服务内容的时候有些兴奋,像个孩子一样,拉了拉椅子。

 从去年到现在,霍伟亚测算了一下,平均每个月搞26场公益活动。他还试图添加新的公益元素。比如,一些活动的文字产出需要编辑,他就会采用众包的模式,分为若干个部分,交给志愿者来协同完成,既能提高工作效率,也能传播公益精神。

 目前,咖啡馆的管理团队一共有7个人,加上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二期资助,刨去工资之后,收支基本平衡。霍伟亚对经营状况还算满意,但未来肯定不能止于此,要尽快实现自负盈亏。

 不过1985年出生的他,经营公益咖啡馆的个人收入还不如在媒体时高。这一点让他觉得有些压力,毕竟未来家庭生活成本会水涨船高。我们现在努力地接活动,希望能早一点盈利,实现自我造血。

 不过说起目前的低收入,霍伟亚并没有太多抱怨。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霍伟亚就将咖啡馆的主要事务交给小伙伴,自己打算多做一些与公益文化相关的工作。一方面继续做公益,另一方面也能提高收入。

 公益市场+充分竞争=冲击薪酬的偏见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1万个,比2012年的49.9万个增长了8.4%。社会团体28.6万个,比2012年的27.1万个增长了5.5%。基金会3496个,比2012年的3029个增长了15.4%。民办非企业单位25.1万个,比2012年的22.5万个增长了11.56%。

 相对于数量增多的另外一面,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国公益组织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依然有限,特别是在社会建设中公益组织的潜能还未完全释放。公益组织如何提高自我组织能力,如何提升法制化的水平,如何才能更有效作为,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团中央志工部文化宣传处处长曾松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年轻的公益人从事公益行业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我们从志愿者角度考虑,2014年举办了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所有项目都获得爱心企业、慈善公益组织和热心人士的支持,签约资助金额共计3784万,为志愿者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共青团组织也在做尝试。

 我认为应该把公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的志愿者,主要是献爱心,不需要很多的收入。另一类就是社会组织的专业人员,他们提供专业的技能和知识,应该有体面的收入。山西大学从事多年社会管理研究的廉如鉴副教授指出,我国的公益组织发育不完善,导致公众认知并不全面,误认为公益组织运行是没有成本的。实际上,长期收入太低,公益组织很难留住专业的人才。

 对此,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王旭东提供了反向的分析角度:以目前的状况,要改变公益人的薪酬,公益人首先要改变自己,提供出卓越的公益产品,才能冲击社会的偏见。

 王旭东认为,公益行业本质上也是竞争市场。公益机构提供一种公共产品,如果得到捐方的认可,完全可以给予更高的薪酬。如果市场接受不了捐赠的成本,也可以调低薪酬。其中,市场无形之手在发挥调节作用。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不同的机构自然就能分出高下,不同的公益人收入也会拉开差距,薪酬高低就不再是让人纠结的问题。

 对于薪酬问题也有专家呼吁,政府也要减少干预。例如,一些非自收自支公益组织,工作人员拿着财政工资,与自负盈亏的公益机构相比,显然在竞争中拥有天然优势。政策起点的不公平,并不利于公益组织的市场竞争。

 另外,《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行政开支比例不得超过年度支出额的10%,公益组织平均工资不得超过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否则不可享受减免税待遇。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益人认为,公益组织行业的薪水,应该符合其提供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薪酬多少不能一刀切,行政开支比例和工资免税政策应更加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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