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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记忆|上海百代公司旧址-中国唱片公司诞生地

人类的历史记忆|上海百代公司旧址-中国唱片公司诞生地

        特约记者趙志丹文献报道:百代公司旧址;建于1921年,占地192平米,属荷兰式建筑风格独立花园住宅,清水红砖外墙,俗称小红楼,是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亚太地区总部,也是中国唱片公司业的诞生地,1935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在这里灌制,1949年9,24定为国歌。

■百代唱片公司那些流行的歌

        一幢红砖的法式小洋楼,见证了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轨迹。中国早期流行音乐史上几乎所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这座百代唱片公司的旧址,是上海的第一座录音棚。它让那些无缘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通过一张张老唱片,一首首老歌曲,触摸到当年那个混合着颓废和欲望,图强与享乐的一言难尽的上海,那个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发源地的上海。

        在徐家汇绿地,一幢红砖红瓦,间以白色立柱的小楼在古树掩映之下显得分外耀眼。尖耸的假三层屋顶,缓缓向下舒展开来,出檐较深,檐下承以牛腿木托架,富有装饰感。走到近处,刷成白色的北入口弧线优美,门洞上沿曲线环绕,与弧形的大台阶遥相呼应。走上台阶,入口墙面上挂着一块泛黄的铜牌,一行细密的小字,在阳光的照射下蕴出淡淡的光晕——“百代公司旧址衡山路811号”。恍惚间,仿佛历史的乐章在此处叩响。从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正是在这幢小红楼中,黎明晖、周璇、龚秋霞、姚莉、白光……,一个个时代的音乐精灵们留下了点点印痕,也正是这幢小红楼,见证了中国流行乐坛八十多年的风雨浮沉,而传奇则要从一个世纪前说起。

■中国流行歌曲第一声

        1877年,爱迪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成功地制作出了第一台用锡箔为记录材料贴在滚筒上的留声机,录下并重现出了他所说的“玛丽有一只小羊”这句话,这是人类第一次对自己的声音进行存贮和还原。从此,唱机和唱片一步步通过商业市场,成为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一个新兴产业——唱片制造业亦在摸索中逐渐兴起,法国百代就是其中一个先驱者,它也是最早在中国设厂生产唱片的外国唱片公司。

        1908年,百代公司在上海南阳桥(今西藏南路)附近租房成立“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由乐浜生经营,其唱片商标为一只报晓的雄鸡。因经营得法,不出几年,这只雄鸡便风靡全中国,到处可见其昂首阔步的雄姿。1922年,百代公司踌躇满志,一举购下徐家汇路1434号地皮(现徐汇区衡山路811号)设立唱片制造公司,准备大展宏图。彼时,此处房屋连排成栋、鳞次栉比,莫不为百代所有,如今的小红楼也不过是其中一幢,以作录音棚之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它一直是全中国最大最好的录音棚。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的流行歌曲,百代所灌制的唱片以西洋音乐和中国戏曲为主。直到20年代末,一首琅琅上口的情歌小调在街头巷尾交口传唱,就此拉开了中国流行歌坛的序幕,也把唱片业推上了另一个顶峰。

        这首小调名为《毛毛雨》,词曲作者黎锦晖,演唱者是他的女儿黎明晖。百代公司为其录制的唱片现在依然留存,其曲调简单,歌词也颇为通俗:“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微风细雨柳青青,哎哟哟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哎哟哟你的心……”。乍听之下,《毛毛雨》并无任何惊艳之处,然而就是这样一首不起眼的小曲却开创了中国流行乐坛的第一。《毛毛雨》像一股清新之风,不同于以往的弄堂小调和京剧,也不同于舞厅里的英文歌曲,给了爱追潮流的上海人一个惊奇,他们很快就爱上了这样的歌曲。

        最初为了推广国语才走上创作歌曲这条道路的黎锦晖,并非科班出身,但他从小就痴迷音乐,吹拉弹唱,演戏习舞,无所不学,样样皆能,还学过浅近的西洋音乐理论。那首至今广为流传的“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老虎叫门》)就是黎锦晖最早谱写的儿歌。除此之外,《麻雀与小孩》、《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和《三蝴蝶》等一批歌舞作品也有广泛影响力。

        1927年2月,黎锦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一所专门训练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并在7月份发起了全市性的“中华歌舞大会”,连演10天,《毛毛雨》是当然的压轴曲目,其他如《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最后的胜利》等也大受好评。这些曲目堪称中国现代流行歌坛最初的一批经典作品,他以都市生活为背景,描写城市居民的生活情趣,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然而当时这些歌曲主要是通过舞台表演进行传播,无法反复聆听,传唱度有限,真正把流行音乐洒向每个角落的功臣则非唱片业莫属。

■胡蝶的《最后一声》

        唱片销售在20世纪20年代步入黄金时期,报刊上几乎每天都有各家唱片公司的广告在争奇斗艳,除国外的一些著名厂家,如“百代”、“胜利”、“高亭”、“蓓开”等之外,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唱机唱片厂,如“大中华”、“新月”等,也大都萌始于这一时期。而在30年代,随着国语流行音乐逐渐兴盛,更是呈现一片繁荣之景。然而,稳占唱片行业龙头地位的依然是百代,当时百代出版的唱片种类最多,其中国语流行歌曲数量最多,也最受欢迎,几乎囊括了流行音乐唱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市场份额。

        百代唱片还拥有最佳的创作和编曲人才,并聘用了水平极高的白俄乐队伴奏。当时的百代场面极阔,著名歌星有自己的录音室,作曲家有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均陈设有钢琴。打开当时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可看到百代的大幅广告,而沪上的一些广播电台,也都时时刻刻在播放百代的唱片。最盛时,它曾创下了一月销售唱片超过10万张的纪录。

        有声电影兴起之后,唱片销售更节节攀升,几乎每部电影都有插曲,每个影星都灌制唱片,连一些不擅歌唱的明星也临时请人教唱,收灌唱片。因为只要有“电影明星”这顶桂冠,就能保证财源滚滚。民国影坛的天皇巨星胡蝶,就灌录过不少唱片,但其中唯有一张,对她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几乎以全部家产投资拍摄根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啼笑因缘》,并将剧组拉到北平拍摄外景,作为女主角,胡蝶当然也随队北上。剧组到达天津时,正逢“九·一八”事变,为离间中国政要军方,日本方面放出烟雾弹,说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因与胡蝶跳舞方导致国土沦亡。此事以后虽得以澄清,却始终成为胡蝶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两年后,上海一家新创刊的《明星日报》为模仿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而发起“中国电影皇后”的选举,胡蝶以21334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第一届电影皇后”。选举揭晓后,《明星日报》准备举行盛大的加冕典礼。但致函胡蝶后却遭到婉拒。胡蝶回信道:“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务请取消加冕典礼,诸受厚赏,实不敢当。”显然,两年前北平谣言的阴影还在影响着胡蝶。但这却使报社方面感到了为难,于是,他们煞费苦心,决定打出“救国”二字来作号召,发起“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既可庆贺胡蝶当选“电影皇后”,又可将门票收入用来购机抗日。

        3月28日下午,“庆贺胡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在大沪跳舞场举行,来宾贵客济济一堂,名伶歌星各显才艺。胡蝶身着旗袍,翩然而至,在接受了“电影皇后”的证书之后,她献唱了新歌《最后一声》:“亲爱的先生,感谢你殷情,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最后一声。你对着这绿酒红灯,也想到东北的怨鬼悲鸣?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先生,今宵红楼梦未惊!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阵。我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再会吧,我的先生!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最后光明!”这首歌是胡蝶请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特为此次大会创作的,歌词很贴切地传达了胡蝶的心声,听者无不动容,“电影皇后加冕典礼”也因此平稳地降下了帷幕。由于评选“电影皇后”的巨大影响,《最后一声》这首歌很快传唱开来,百代公司也请胡蝶灌录了唱片。相隔几十年后,这张唱片目前已非常少见,至于这看似普通的唱片背后藏着的曲折故事,恐怕就更少有人知晓了!

■流行歌坛的第一次排名

        在30年代,百代公司有一宣传口号是:“当代名歌全归百代,影坛俊杰尽是一家。”这充分表现了百代当年的霸气。流行歌坛最负盛名的歌星,如周璇、白虹、姚莉和李香兰等,也确实均隶属于百代旗下;而红透半边天的影坛明星,如胡蝶、阮玲玉等也都纷纷为百代一展歌喉。她们演唱的许多曲目,已成为最能代表上海风尚的“时代曲”。第一代的唱片明星多出自黎氏歌舞节目的表演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黎锦晖的女儿黎明晖。黎明晖从小聪明活泼,还在国语专修学校读书时,就跟随父亲到各地宣传国语,她用国语唱白话文歌曲,父亲用小提琴伴奏。1927年黎锦晖成立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时,黎明晖更成为“歌专”的中坚力量,教学时她当助教,演出时她是台柱;黎锦晖早期影响最大的一些作品,如《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毛毛雨》等,无论是上台演出还是灌制唱片,黎明晖都是当然主角;再加上当时她还主演了《小厂主》、《透明的上海》、《殖边外史》等好几部有影响的影片,声誉如日中天,故在1930年前,如果要在全国找一个最出名的女孩子,那一定非黎明晖莫属。

        除黎明晖外,黎氏明月社麾下另有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和胡笳4人最为出名,当时被媒体称为“四大天王”,比香港后来的天王们早了半个多世纪。而到群星辈出的30年代,能叫响名号的歌星就更多了。

        1934年,上海的《大晚报》举行了一次“播音歌星竞选”,这很可能是中国流行歌手的第一次排名选举。所谓播音歌星,就是歌星到电台演唱。这次比赛与现在惯见的方式不同,没有初赛、复赛和决赛,没有评委,也没有参赛歌曲,歌星们每天到电台唱歌,听众每天投票选举他们喜欢的歌星,最后以得票多少决定名次。6月14日《大晚报》公布了评选结果,名列前三的票数如下:

第一名:明月歌剧社(“中华歌舞团”解散之后,黎锦晖重办的歌舞团体)白虹,9103票;

第二名:新华歌剧社周璇,8876票;

第三名:妙音团汪曼杰,8854票。

        选举票数很接近,结果也不出所料,特别是前两名都是明月社出身(周璇也曾是黎氏门下),这说明,在30年代中期的上海,黎派音乐依然很有实力。当时,白虹的名声确实要比周璇响。白虹原名白丽珠,和周璇同岁,都生于1919年。她的嗓音条件很好,音域也较宽,很适合在舞台上演出。当时有人撰文赞扬她:“白虹就是应该属于舞台的,她的歌喉是宏亮而遥远的,她的发音是结实而动听的。”

        周璇的歌喉和演唱风格与白虹恰形成鲜明对比。周璇嗓音甜美,但声音细小,音量不大,在她录音或拍片时,录音师和导演都曾因此而对“金嗓子”的美誉表示过怀疑。但周璇很懂得扬长避短,能巧妙地运用电声扩音设备来弥补自己的缺憾,由此而形成了轻柔曼妙的演唱风格,有人因此说她是“中国轻声、气声唱法的先驱”。

■夜来香,我为你歌唱

        《夜上海》与《夜来香》,是上海的两张“音乐名片”。前者为陈歌辛之作,是老上海的一首标志性歌曲,它既描绘了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也表现了对旧现实的无奈和对新生活的期盼。黎锦光的《夜来香》,其豪放与抒怀,为过去中国农耕文明中从未出现过的新音调、新节奏、大气派、大胸怀。与日渐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大上海的气质相吻合。黎锦光是黎锦晖之弟,也是从百代走出来的又一位知名作曲家。从填词、谱曲,到请歌星录制,《夜来香》一曲的整个创作,都是在百代进行的。

        那是1944年6月的一天夜里,黎锦光在百代公司为京剧名角王桂秋灌制唱片。这一天天气特别闷热,灌制工作都安排好之后,王桂秋却迟迟未到。黎锦光等得有点不耐烦,就打开南门通通风。不料徐徐南风拂面而来,夜空里传来夜莺的叫声,一股夜来香的香气时隐时现。黎锦光忽然觉得灵感袭来,随手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句歌词: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唯有那夜来香,露着芬芳……

        写好歌词,他就着手谱曲,很快,一首抒情气息很浓的曲子《夜来香》就完成了。他自己觉得这首歌委婉流畅,韵律和谐,很有抒情味道,可是给了几位歌手看过后,他们都不感兴趣。黎锦光觉得很扫兴,就随手将这首歌揉搓了,扔在字纸篓里。

        几天后,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日本歌星李香兰来百代灌制《卖糖歌》,在中间休息时,李香兰在黎锦光办公室发现写有“夜来香”的纸团,就顺手捡起来,信口哼唱几句后,她对黎锦光说:“黎先生,这首歌我很喜欢,给我唱吧!”李香兰这一捡来的歌却让她一炮走红。后来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她说:“黎先生这首歌写得非常好,观众是因为喜欢这首歌才喜欢上我的。”《夜来香》红遍了上海,黎锦光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流行音乐人之一。随后,他还创作了《香格里拉》、《假正经》、《我想忘了你》等歌曲,一样红透上海。

■从留声机到收音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享受唱片的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毕竟像鲁迅那样,在1935年为了儿子能够毫不犹豫地拿出22元钱去买一架留声机的人是不多的。同样在1935年,洪深认为,只有每个月赚500块钱的人的生活中,才应该包括一台收音机。那个时代的上海中产阶级,于炎炎夏日携唱片、唱机消夏避暑,已成为他们的一种时髦生活方式。林语堂在《说避暑之益》一文中就说,将“带一架留声机……可以听到年头到年底所有已听惯的乐调”作为避暑的益处之一。1929年8月5日,《申报》上也刊登有“手提胜利唱机,消夏娱乐最宜”的广告。

        不过随着城市的发展,无线电台广播事业在上海日益繁盛,收音机逐渐取代了唱片机,这让更多普通的上海市民有机会聆听到“时代曲”。一张唱片只能放两首歌,一台收音机却每天都能放新歌,电台里播出的节目大多都是唱片欣赏,因此,听收音机也就相当于听唱片了。而唱片既怕磨损又费钱,于是大多数人就改听电台里的流行歌曲。这也逐渐成为了一种流行。在一张老报纸的副刊上,我们看到了密密麻麻的电台节目和时间安排,上面还有点唱券,当时有钱人还可以打电话点歌。老上海共有近50家电台,比如“亚洲”、“中国文化”等电台,可谓是百花齐放。而华泰广播电台和中国播音公司,其节目表几乎全部由播放唱片构成。早晚不断播出《夜上海》、《夜来香》、《蔷薇蔷薇处处开》、《香格里拉》和《何日君再来》。

        但即使这样,人们也还不满足。在听歌、点歌之余,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到电台里客串,做个业余歌手。这情景多少有些现代卡拉OK的味道。

        在那些由此而成为歌星的人中,姚莉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一位。起初她只是因为兴趣偶尔随舅舅到电台播音表演,岂料一鸣惊人,歌唱才能被周璇和词曲作者严华赏识,介绍她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姚莉灌录的名曲甚多,最著名的便是那首《玫瑰,玫瑰,我爱你》,而这首歌的作曲者陈歌辛,正是凭此成为当时著名的音乐人之一。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是第一首被译成英语的中国歌曲,风靡全世界,并在1951年荣登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榜首。

        然而,中国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并没有持续多久,1949年5月,由于受到中国内战的影响,百代唱片的经营状况急剧恶化,已处于实际停产状态。1952年1月5日,上海唱片厂在百代公司的原址上成立,2个月后,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新的唱片牌号定为“中华唱片”,“天安门”与“华表”成为新的商标图案,从此与百代再无瓜葛。而那些三四十年代百代灌录的优秀流行歌曲唱片被带到了香港,后来在香港、台湾等地由港台几代歌星反复传唱,余音袅袅。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歌曲又传回上海。

        1982年,中国唱片总公司成立,老百代唱片公司在1983年被改为中国唱片上海公司。2002年,徐家汇绿地二期工程开工,唱片公司整体动迁,大部分建筑被一一推倒,只保留了这一幢小楼,被粉刷一新后,成了一家西餐馆,还有了一个别致贴切的雅号——小红楼。踏入小红楼,只有转角的一架老式唱机,墙上的几张木纹唱片,依稀流淌着几串往日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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