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站采编部温立：
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我打着伞，踩着水，沿着平遥古城外文源巷曲曲折折、坑坑洼洼的路，去寻找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郭廷柱。郭廷柱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60军180师539团2营6连的一名战士。180师在中国极具争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180师几乎全军覆没，被认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耻辱。据战后统计，全师一万多名官兵中，突围出来的只有4000多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牺牲或打游击失踪，有3000多人被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损失最大的一个师。现年88岁的郭廷柱老人，作为180师平遥籍被俘战士中最后一名幸存者，就住在平遥二中后面文源巷的一所小院里。两年前，我曾到访过他家，和他聊过他的经历，也简单做了些笔记，可惜丢了；我给他用手机拍过照片，但是换手机后那些照片也没了。今年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我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于是就再次想起这位老战士，只是两年多过去了，风烛残年的他是否还健在？如果还建在的话，他是否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他南征北战的故事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如果他老人家不幸离世，那将是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他儿子的电话，询问他父亲的近况，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老人家身体还好，记忆依旧清楚，于是我敲开了他家的门，再次见到了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听他再次讲起了那段终生难忘的岁月……
（一）被抓壮丁
我是平遥县京陵城村人。解放前我家比较富裕：父亲郭振基与张绍忠、尹村的王森三人合伙在平遥城里开着一家叫“恒裕永”的商店，卖布匹、百货等，父亲是三个掌柜之一。父亲挣了钱以后，在家里摆上了自鸣钟、开门皮箱、平面柜、连二柜、被阁子、小柜子等，另外村里还有40多亩地。在盐碱地为主的京陵城村，家有40多亩地并不算多，因为家有100多亩地的人也有好几家。父亲有点钱，又有文化，于是被村里人推为村长，为村里解决矛盾纠纷：谁家有事了，就去庙里敲钟击鼓。父亲听到后，放下饭碗就去庙里办事去了。
1947年，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在与徐向前率领的华北野战军的战斗中屡战屡败，于是靠疯狂抓壮丁来补充军队。他规定：凡是年满十八岁的男青年必须当兵打仗。我是家里的长子，1947年就已经年满十八岁了（虚岁），我不想当兵打仗，又怕被抓了壮丁，就在当年年底匆匆忙忙与西堡村的一个叫武芝兰的姑娘结了婚，然后逃到邻近的介休城里，在一家杂货铺里当了伙计——我不图挣钱，目的就是躲兵役。
这家杂货铺在介休城里，有两个掌柜的，我分别叫他们郝掌柜、乔掌柜。伙计也是两个，除了我，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介休小伙子，叫温晋如。到了杂货铺以后，我什么活儿都得干：每天早早起来就打扫院子，给两个掌柜的倒夜壶、倒茶递水，还给他们做饭——我在平遥老家都不会做饭，到了介休之后反而学着蒸馍馍、烧烧饼、擀面条了。
1948年夏天，晋中战役打响了。6月21日，阎锡山最精锐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团”在介休和平遥之间的大甫村、曹村一带钻进了徐向前布置好的口袋里，全军覆没。6月24日，国民党军暂编第45师也在张兰镇被打败。消息传到介休城里，残余的国民党守军人心惶惶，到处抓人抢东西，准备逃走。因此，我们的杂货铺早早就关门歇业了。
当天晚上，两个掌柜的睡在前面的店铺里，我和温晋如睡在后院里。躺下不久，就听到一阵激烈的擂门声，杂货铺的门板都好像快要被踹下来了。两个掌柜的只好起来开门。过了一会儿，就听见掌柜的喊叫我俩过去，我俩只好过去。到了门口，只见一群士兵拿着枪逼着掌柜的的头。掌柜的告诉我俩，说这些老总是国民党军45师从张兰镇退下来，是担架排的，让我俩给他们送些包袱，送到指定地点就可以回来了。听了掌柜的的话，我和温晋如就跟上他们到顺城关集合。到了之后，我才发现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真不少，而担架排的兵们并不是让我们送包袱，而是让我们替他们抬担架、运送伤员——他们自己不抬反而让我们抬，那也没办法，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抬着的是一个姓张的连长，45师的。因为南同蒲铁路东北方向的平遥、祁县两座县城都被解放军占领了，这些国民党逃兵就计划沿着汾阳——文水——交城——清徐方向逃回太原。
我们抬着担架走了一夜。天亮后，就到了汾阳境内。这时，突然遭遇到一支解放军部队，战斗突然就打响了：子弹在我们头上、身边乱飞，我和另外一个人抬着担架跟着国民党大部队低头猛跑。温晋如年纪小，我没有让他抬担架。我们一口气跑到了文水，才算摆脱了追兵。
我们安全地过了文水、交城，到了交城与清徐交界处的东于镇。国民党的残兵们在东于站集合。我以为到了这儿就完成任务、可以回去了，没想到在东于站我们又被解放军包围了。战斗再次打响了，一直打到天黑。天黑得什么也看不清楚以后，我们跟着国民党兵突围，一口气跑到交城山的脚下。解放军一直紧追不舍。我们抬着的那个张连长见情况危急，也就顾不得装病号了，突然翻身下了担架，一溜烟地跑到山里去了……我们剩下的人在枪林弹雨中四处奔逃，黑暗中脚下踩着的不知道是哪一方士兵的尸体。我们一口气跑到太原西山附近的西铭，这里是国民党的掌控区，我们再次摆脱了追兵。
停下来再次收拾残兵败将，担架排的底子基本还在。有个国民党军官对我讲：“小伙子，现在平遥、介休、祁县、太谷都被解放军占领了，成了‘敌占区’了，你肯定是回不去了，你不如留下来当个担架兵吧，这样你就有了编制，就有口饭吃，而且担架兵也不用上前线打仗、安全得多，等我们国军打回平遥以后，你就可以留在平遥好好地过日子了，不用跟我们走了。”我虽然十八岁了，但还是不太懂事。想想在太原举目无亲，连口饭也没处吃，回家又不可能，就同意留下来了。
我在担架排里当了三个月兵。这时候国民党败局已定，军纪涣散，部队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
我们一直驻防在太原城外。一开始驻扎在王村，这里距飞机场不远。驻了半个月后，又奉命向坞城转移。部队开拔的时候，我们这群懒散的队伍连吃饭的锅碗瓢盆都不想带，即使带上了也是走一路扔一路，等到了坞城就什么也没有了，于是长官命令我们抢老百姓的东西。部队不仅抢老百姓的炊具、食物，就连地里的蔬菜、玉米棒子也一起抢。我是农民的儿子，不愿意抢老百姓的东西，就空着手回去了。大家都抢了东西，就我一个人两手空空。我们担架排的排长劈头盖脸地打了我一顿，他一边打一边骂我：“你真是个肉头！别人都抢回东西了，你为啥不抢？你抢不回东西就不许吃饭！”因为担架排属于卫生队管，卫生队里有个医官，是个南方人，他见我不抢东西反而挨了打，还不许吃饭，就召集大家开会。他讲道：“我不允许你们抢老百姓家里的东西，也不允许你们抢老百姓的（玉米）棒子！据老百姓说，连八路军都不抢老百姓的东西，你们国军怎么能抢老百姓的东西呢？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呢？”他说归说，讲归讲，但下面的人根本不听他的，该抢还是抢。
晋中战役后，阎锡山的部队伤亡很大，为了扩充军队，我们所属的国民党暂编第45师1团的团长李子法被提拔为暂编第44师的师长，于是我们也相应地成为国民党军暂编44师的一员了。
部队又开拔了。我们从坞城移防到北张村，不久又移防到巩家堡村，这里离小店不远了。这时候已经10月了，农民的玉米都收了，剥了皮在房顶上晒着。
10月初，解放军又发起了“小店战役”，对我们发起了进攻。为了执行阎锡山“不退一步，不失寸土，围梗守令（音），绝对红心”的指令，长官让我们担架排的也全部参加战斗。我被安排到一家老百姓的平房顶上，西北角用砖头垒了个简单的掩体，班长塞给我两颗短把子手榴弹，让我趴在房顶上。他告诉我：等解放军冲过来的时候，把这两颗手榴弹扔下去就算完事。战斗打了一夜，子弹在空中乱飞，我趴在房顶上一动不动。等天亮后，我从房顶上向下一看，街上好多血肉模糊的尸体。我们担架排有个老兵叫李卓斌，他见我一整夜就老老实实地在房顶上趴着，就喊道：“郭廷柱，快下来吧！咱们排就数你最老实了！你还在上面趴着，不要命了？”听了后我就赶紧下房，谁知立梯子的地方子弹很密集，我就抽个空挡从房顶上跳了下去。我跑回屋子里一看，一屋子都是我们担架排的人，大家挤到一起，有说有笑，有人笑话我太老实了，有人聊着最新战况，说我们的团长也被打死了……大家聊得正欢，只听得“轰隆”一声，院墙被炸塌了，几名解放军战士冲到院子里，喊道：“缴枪不杀！”担架排里也有一些人有枪，有枪的把枪全部扔到院子里，我把我的那两个短把子手榴弹也扔出去了，大家举起手一个个走出去，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了。
（二）解放太原
我们这些俘虏兵与在其他战场上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被转运到太谷县范村，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二十多天的集训。集训期间，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与老百姓亲如一家的作风与国民党军队军纪涣散、又偷又抢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打心里承认，解放军确实是老百姓拥护的一支队伍，是人民的军队。当解放军军官问我们是愿意拿上路费回家呢、还是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时，绝大多数人都愿意留下来，只有极少数人拿上解放军给的路费回家去了。
为期二十多天的集训结束了。一天下午，集训队的连长给我们讲话，他说：“你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就是合格的解放军战士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行动了，大家怕不怕？”我们一齐喊道：“不怕！”连长说：“那就好！大家准备一下，吃了晚饭咱们就出发！”
晚饭后，我们精神抖擞，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天明的时候就到了太原东山。早饭后，我被编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8纵24旅71团2营6连1排4班，成为一名正式的解放军战士。解放军也缺编厉害，我们这个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班长刘清图，一个是副班长李某泰，没有一名战士，于是一下子就编进了7名新兵。过了几天，我又被调整到3排9班，与平遥籍战士毋增文分到了一个班。毋增文是平遥城里米家巷的，大我6岁，比我成熟，有文化，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们的班长叫胡大贵，四川人，脸上有个刀疤，是日本兵砍的；排长叫刘小云，山西运城人，具体籍贯记不清了。
到了部队以后，每个战士都明白，我们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就是解放太原，因此每天的训练都是围绕着攻打太原进行的。我们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开始练兵，重点是训练爆破、投掷手榴弹等。这些日子里，大的战斗没有，小的战斗不断。随着对太原城的包围圈越收越紧，我们的驻地也从起家山（音）一直向前移。
一天晚上，部队紧急集合。我们全副武装，每人给发了一把铁锹、一把洋镐，然后就出发了。到了目的地，指导员才告诉我们，要我们趁着夜色的掩护挖交通沟，人人都得挖，距离是每人挖三步远，要互相连接起来。交通沟挖成以后，还要各自挖一个避弹坑。这时候正值数九寒天，地表有一层厚厚的冻土层，很坚硬。我们部队展开之后就动手挖了。我们用洋镐刨开冻土层，然后用铁锹往深里挖。这里距敌人的碉堡、炮楼很近，尽管我们尽量小心翼翼地施工，但洋镐刨击冻土层的声音还是让敌人听到了，他们在碉堡里打开探照灯向我们这边乱照，朝我们开枪开炮。一时间，枪弹、炮弹在我们身边遍地开花。没有命令，我们是不会撤退的，而是借着亮光跪在地上继续挖。我先挖好一个单兵坑，钻进去，然后匍倒身子继续向前挖，这样就安全多了。和我紧挨的是8班的一名新战士，大概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探照灯那么亮的灯光吧，于是停止干活，抬起头来好奇地盯着炮楼上晃来晃去的探照灯，结果被敌人瞄准打了一枪，子弹从他脸上穿了过去，他倒下了。他的班长立刻拿毛巾给他堵伤口，结果这一枪穿了两个窟窿，进口小，出口大，一块毛巾塞进去还是无济于事，于是那名战士就死在他们班长的怀里了。这一夜，我们连一共牺牲了30多名战士。天亮前，我们全部挖好了交通沟和单兵坑，撤出了阵地，返回驻地。其他兄弟连队进入我们挖好的交通沟，拔除了敌人的据点。
1948年冬天，攻打太原的军事准备已经做好了，每个战士也领了《进城守令》（就是规定打进太原城以后我们该怎么做、不能怎么做的小册子）了，但是总攻的命令一直迟迟下不来，我们都很焦急。后来听说城里的国民党守军——30军军长黄樵松和华野悄悄联系，想要起义。这支部队是从陕西过来的，不想给阎锡山打仗。华野派人进去协助他起义，结果因叛徒出卖，起义失败，黄樵松和华野的联系人都遇害了。
1949年4月24日，天亮后，总攻太原的战斗打响了。著名的“临汾旅”（23旅）依旧打头阵，用大炮将高大的城墙轰开一道口子，一鼓作气攻进了太原城。我们24旅从另一个方向发起进攻。我们6连是尖刀连，我们的作战任务是避免与敌人纠缠，进城后直接攻打阎锡山的督军府（绥靖公署）。在猛烈的炮火轰击后，我们冲到高大的城墙根下，踩着带轮子的云梯往上爬，结果因为人太多，云梯竟然被压断了，我们一个个从上面掉了下来。那时候的人特皮实，摔下来以后大家伸伸胳膊、蹬蹬腿，发觉还能动，于是顺着另一架云梯攀登上去。上了城墙后，要想下去就得有梯子或者台阶。敌人自然不会给我们准备好下城墙的梯子的，而我们想从城门口的台阶下去还得跑很长的距离。由于时间紧迫，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找到一处被炮弹炸开的小豁口就跳了下去，滚了一身土，但是大家都没有受伤，爬起来后向督军府一路猛冲猛打。街上敌人的子弹在乱飞，我们也不管了，因为有兄弟部队的爆破队会炸塌街道两边房子的墙体、开辟道路前进，最终会消灭他们的。
上午九点多，我们就已经冲到阎锡山的督军府门口了。守卫督军府的是阎锡山的亲兵卫队，他们的武器精良，但是架不住我们的猛冲猛打，很快他们就退回督军府大院了。我们一鼓作气冲了进去，冲进去之后才发现上当了：敌人占据了四面的房顶，一声令下就扔下来几十颗手榴弹，我们只好赶快往外撤。在战火中路边的一根电杆都被炸断了，电线垂了下来。我们班副班长薛双奎背着一包六十斤重的黄色炸药，炸药包的拉火管不小心被电线给挂住了，冒出了火花。薛双奎大声喊叫，让我们赶快躲起来，他则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和毋增文刚躲到一堵砖墙的后面，炸药包就猛烈地爆炸了，厚实的墙体倒塌下来，把我和毋增文都埋在下面。幸亏我们都戴着钢盔，否则光砖头就把我们给砸死了。我们手里的三八步枪的刺刀都被砸弯了，可见当时的爆炸威力有多大！爆炸后，薛双奎同志被炸得粉身碎骨，只剩下两只脚；来不及躲避的战士有的肚子被炸开了，肠子飞了出来；还有些战士受了重伤。一声巨响之后，我们的张连长以为敌人在向我们打重炮，于是呼叫炮火轰击督军府。上级领导为了保护督军府里的财产，没有开炮。我们的战士再次冲了进去，督军府里阎锡山的亲兵卫队以及他的所有高官都成了我们的俘虏。这一仗，我们6连从敌人手里缴获的重机枪就有9挺，长短枪支无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张连长让战士们把牺牲了的薛双奎同志的遗骸捡回来，装棺材安葬。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捡回一部分尸骨。
这次战斗，我没有别的伤，只是我的耳朵被震聋了，啥都听不见了。战后，我们在小武村修整了一段日子，我的耳朵才慢慢恢复了听力。
（三）进军川陕
我们在太原徐沟修整了一个多月左右。6月中旬，又接到了上级命令，让我们立刻进军大西北，支援彭总的一野去。当时，胡宗南的部队和盘踞在青海、宁夏“两马”的部队联起手来，正在陕西与彭总领导的第一野战军进行激烈的战斗。
在太原战役停战期间，我们的部队就按照中央的指示进行了整编，华野第一兵团改编为第十八兵团，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是副司令员；8纵改编为60军，军长姓王（王新亭）；24旅改编为180师，师长姓邓（邓士俊）；71团改编为539团；其余2营6连3排9班等编制番号没有变。但是由于习惯性称呼，我们依旧把179师称为“临汾旅”或23旅，把181师称为“皮旅”（皮定钧旅）。
队伍里已经有小道消息了，说彭总的部队在解放西安以后，胡宗南带领他的三、四十万精锐部队和西北马步芳、马鸿逵的骑兵部队开始反扑，想重新夺回西安。我们十八兵团在解放太原以后，华北已经无仗可打了，于是在周士第代司令员的带领下，沿着南同蒲线一路向南急行军。部队渡过风陵渡以后，在潼关上了火车，向西增援西安。火车路过华阴县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胡宗南部队的阻击。我们在火车上就与铁路两边的敌人交上火了，边打边前进，终于到达了西安附近，有力地保卫了西安。其中我们兵团的先头部队181师在咸阳打败了青海马家军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团的猛烈进攻，为保卫西安立了大功。当地的老百姓说，如果我们来得迟了，西安就怕保不住了。
随后，我们又参加了“扶眉战役”，主要是跟随大兵团进行战斗。我们在陕西的武功、扶风、宝鸡、眉县一带连续运动作战。彭总的战略战术也在不停地变化着，有时候“钳胡打马”，有时候“钳马打胡”。在“扶眉战役”中，我们一共消灭了胡宗南的43000人。他们再也不那么猖獗了。在这次战役中，因为一直是运动作战，炊事员都来不及做饭了，是当地的老百姓给我们送饭吃。老百姓给我们送来了他们认为是最好吃的饭，我记得送来的是白面面条，里面放了不少辣椒，辣得厉害。我平时最不爱吃辣，可是不吃又饿得厉害，只好勉勉强强吃下去。等后来到了四川以后，才知道四川的饭菜比陕南的饭更辣嘴。
我们的部队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欢迎到哪里，他们舍得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跟解放军走的决心，让我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扶眉战役”结束以后，我就开始写《入党申请书》，但是上级一直通不过，通不过的原因是平遥老家的土改结束了，我家被评为地主成分，地主家庭是很难入党的。我不放弃，坚持要求入党。指导员刘绍义（河北人）说：“我们在接受新党员这个问题上，既讲‘唯成分论’，又不讲‘唯成分论’。什么是‘唯成分论’呢？就是说地主、富农、反动家庭、资本家这类成分的子弟想要入党，考察的时间肯定比贫农的时间要长；什么是‘不唯成分论’呢？就是考察你在打仗的时候是否勇敢、有没有立功表现、战友们对你的评价如何、你的群众纪律遵守得好不好等等，如果你一切表现得都好，也是可以很快入党的。”看到很多战友都火线入党了，就连同样是地主家庭出身的毋增文也成了后备党员了，我就更加着急了，就去找张连长。我们的连长叫张福元，山西夏县人，他作战非常勇敢，就连刘指导员也对他非常佩服，他对我也一直不错。我跟他讲了我入党受阻的事情，希望他能代我向刘指导员求求情。他没有答应，而是问我写了《入党申请书》没有？我说写了。他问我多长时间写一次？我说每隔几天就写一次。他说：“这远远不够！你得一天写10次以上，隔一会儿给他送一次，这才能表明你强烈要求入党的决心。同时，你也要争取在战场上立功，要凭自己的真本事入党，不能靠别人给你求情、走后门入党。”听了他的话，我每天写10次《入党申请书》，而且在接下来的“秦岭战役”中又立了功，于是就成了后备党员。从1949年的8月份开始，我就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可以参加党员会了；1950年2月，我终于成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7、8月份，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宝鸡。这些日子里，几乎天天下雨，一连下了四十多天，根本没法作战。十八兵团利用这个间隙作出了“关于做好巩固部队工作的指示”，在部队中开展了“尊干爱兵、民主、诉苦、反对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倾向”的运动。由于天天下雨，连会也没地方开了，我们只好在老百姓的木楼上开会。
8月下旬，天晴了，“秦岭战役”也打响了。胡宗南以5个军的兵力从秦岭方向向我们驻扎的宝鸡、天水这边打过来。我们十八兵团的60军、61军进行了反击，胡宗南的部队很快就溃败了，向秦岭退去。我们乘胜追击，胡宗南部队怕我们追上去，就炸断了河上的所有桥梁。我们迅速占领了东河桥、黄牛铺等地，一直向秦岭主峰追击。秦岭非常险要，有的地方是万丈深渊，有的地方是壁立万仞。由于我们打仗时间久了，一个个变得生龙活虎，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我们在抄近路追击敌人的时候，两山之间隔着一条深渊，我们在中间架设了一块木板，就一路小跑过去了。人踩在木板上，木板摇摇晃晃、一跳一跳的，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摔下去只有死路一条——那时候我们的胆量真是大呀！我们从早上打到天黑，终于占领了秦岭主峰，而胡宗南的部队已经逃到山下去了。天黑了，看不清山路，我们下不了山，当晚就在山上宿营。我们早晨在山下出发的时候穿个单衣就行了，到了山顶以后，才发现山上真是太冷了，还刮着大风。我们把背包打开，把被子裹在身上，还是冷得发抖。我们只好就地收集一些枯枝败叶，点火取暖。一时间，山头上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大家围坐取暖，这才度过了难熬的一夜。天亮后，我们要下山追击敌人，才发现下山唯一的一条路被胡宗南的部队埋了好多地雷，无法下去。我们想下山，只能等工兵排完雷以后再下去。我们追敌心切，根本没耐心等，于是狠狠心，一个个坐下来，向山下一路滑去，想减速的时候就用手抓住野草或者灌木丛。我们上山用了一天的时间，而下山只用了十几、二十分钟。如惊弓之鸟一般的胡宗南部队见我们从山上犹如天兵天将一样滑下来了，他们就再次逃跑了。他们埋设在路上的地雷把我们张连长炸成了重伤。骡马不小心踩在地雷上面，把肠子都炸飞出去了，挂在树上，很血腥。有经验的老兵告诉我们，只要看见路上有虚土的地方，就不要去踩，这样才能避免踩上地雷。我们马不停蹄地继续追击敌人，一直追到凤县、江口才停下来。这一仗，我们又消灭了敌人5000多人，夺取了秦岭。
10月份，“川陕战役”开始了。我们的作战任务是消灭陕西境内的胡宗南残部，迅速进入四川，与第二野战军会合，解放四川全境，占领成都。这一次进军路线长达2000多里。一路上，我们到达了《三国演义》里经常提到的地方，比如诸葛亮与司马懿反复争夺的留凤关、定军山、勉县等，勉县当时还分为旧勉县、新勉县，那里有诸葛亮的武侯祠、马超墓祠等，据说这里还是诸葛亮演《空城计》的地方。
12月，我们向汉中、武都前进，追歼胡宗南的部队。这时候，我们连队作为先头部队，攻打川陕交界处的五丁关。五丁关属于陕西通往四川的“金牛栈道”的要害部位，地势险要，山路曲折，有的地方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尽管敌人占据了这样险要的位置，但他们毫无斗志，五丁关被我们顺利地拿下来了。接着我们又夺取了牢固关、七盘关等隘口，解放了宁强县城。尽管我们的进军速度已经够快的了，但是二野总部还在催促我们加紧进入四川。
12月中旬，我们进入了四川境内，一口气奔跑了40多里，向广元县发起了进攻。广元是四川最北面的一座城，那里驻扎有敌人的一个兵团以及兵团司令部。敌人以为我们半个月以后才能到达这里，所以他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没想到我们进展神速，像神兵一样打过来，他们就弃城逃跑了。这次我们缴获的战利品太多了，枪、炮及军用物资无数，光美国汽车就缴获了200多辆！我们入城以后，当地的老百姓燃放起了鞭炮，一人拿着一杆小彩旗夹道欢迎我们。他们在街道两边摆上桌子，上面放着开水和白面蒸馍让我们吃喝。入城前，刘指导员就教育我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有着严格纪律的队伍，群众的一针一线都不要拿。”所以老百姓准备好的食物、开水我们一律不吃也不喝。他们一定让我们喝水，我们就举起水壶，解释说：“我们自带着水呢。”他们让我们吃白面蒸馍，我们就解释说：“我们自带着干粮呢。”城里的老百姓都被感动了，他们举手喊道：“改放军安义（解放军好）！改放军安义！”有一个60多岁的白胡子老爷子，好像是个文化人，他被群众扶到桌子上，演讲道：“改放军真安义（解放军真好）！改（解）放军是仁义之师！以前的国民党兵，不要说我们给他们准备了吃喝的东西他们会抢着吃，我们不给他们准备他们也要到老百姓家里抢！改（解）放军不欺负我们老百姓，这不让他们打胜仗？！”我们驻下来后，抢着给老百姓打扫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我们借了老百姓的东西，临走前都要归还；我们给老百姓损坏了的东西，都要照价进行赔偿，甚至赔偿给他们的钱要远远超过原来的价值。临走前，我们的部队领导还要一家一户地进行核实，问部队上借了他们的东西都归还了没有？损坏了的东西都赔偿了没有？等得到老百姓满意的回答后我们才离开驻地。
17日，我们攻打剑门关。剑门关也属于金牛栈道的一部分，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为预防曹魏的进攻而建起来的。这里地势特别险峻，享有“剑门天下雄，剑门天下险”、 “西蜀门户”等称号，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很难攻打。敌人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占据了最险要的位置阻挡我们进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我们部队终于夺取了剑门关。我们通过剑门关的时候，看见两边的悬崖上刻着很多古人的题字，其中还有李白的题字。我们无心欣赏，通过之后，又一鼓作气夺取了剑阁。这样，通往成都平原的道路终于打通了。
没有了雄关险隘的屏障，国民党军就更没有斗志了，他们一直逃跑，一路上都是他们丢下的面袋子、米袋子、以及各种军用物资。我们紧追不舍，解放了绵阳。绵阳附近有《三国演义》里庞统被射死的地方，叫“落凤坡”，当时的石壁上还题着“落凤坡”三个红字，一个字就有一人多高。敌人逃跑的时候，一再采取炸桥、埋地雷等手段延缓我们的追击。工兵部队都来不及排雷，就在有地雷的地方溜上一圈白石灰，这样，即便是到了晚上，我们也可以躲开地雷、安全通过了。遇到桥梁被炸断了大江大河，工兵来不及架桥，我们就只能涉水而过。当时候正值数九寒天，水刺骨的寒冷，而且水流很急。战士们咬紧牙关，涉水过河。我们一共渡过了十几条江河，连续解放了罗江、德阳、广汉、新都后，四川的省会成都就在我们眼前了。
12月30日，我们十八兵团经过2000多里的南征北战，在消灭敌人70000多名、解放大小城市40余座以后，终于进入了成都，标志着“川陕战役”胜利结束，四川全省得到了解放。
（四）四川剿匪
成都解放以后，第十八兵团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建立了川西、川北、西康三个军区。我们60军属于川西军区，驻扎在成都，成立了成都警备司令部，下设温江、眉山、绵阳、茂县四个军分区。
四川虽然解放了，但匪祸非常严重。四川历年来匪祸不绝，但他们没有机枪、大炮等重武器，成不了啥气候。国民党被打败以后，溃散的国民党军队脱下军装、带着轻重武器就加入了土匪队伍。一时间，四川的土匪数量激增，号称一百万人。他们不断地骚扰乡镇、县城，杀害土改干部和进步群众，攻击解放军的征粮队，有时候还直接攻打县城，非常猖獗。匪患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整晚都不得安宁，经常是刚睡下，部队就紧急集合、拉出去剿匪。按照上级指示，我们部队开始了近一年的剿匪工作。
土匪的穿着打扮与老百姓完全一样，很难分得清，也可以这样说，老百姓拿起枪来就是土匪，土匪放下枪就是老百姓。浦江县有12个乡镇，其中10个乡镇的乡镇长就是土匪头子。我们大部队前去剿匪的时候，土匪乡长还假装维持秩序、热烈欢迎我们，我们一离开，他们就又变成了土匪，无恶不作。
我们539团驻扎在眉山地区，眉山地区下属有眉山、彭山、丹棱、青神、夹江、洪雅、大邑、邛崃、蒲江和名山10个县区，这些地方我大部分都去剿过匪，比如丹棱县的石桥乡、仁兴乡、王场乡；我们还在浦江县的大兴、高桥等乡镇住了不少日子。
一天晚上，我们营紧急集合，从浦江出发，连夜增援邛崃。邛崃是成都附近最富裕的县城，也是四川匪患最严重的地方。1950年2月中旬，也就是春节之前，土匪们竟然纠集了几万人（号称十万）攻打邛崃县城，他们想在全国闹个大动静，让台湾的蒋介石也看看他们的本领。他们疯狂叫嚣：“不让解放军过年！”邛崃县城里的解放军兵力太少，还不足300人，县城岌岌可危。我们连夜紧急增援，到了邛崃城外，我们杀开一条血路冲了进去，迅速上了城墙。从城墙上望去，只见城外黑压压的都是土匪，据说一个山岗上就有三万土匪。他们攻城的时候，也没有个攻城队形，架着云梯就向城墙上爬上来。我们营的六挺重机枪不停地扫射，还是打不退土匪的进攻；我们向下面投掷手榴弹——那时候的我们的手榴弹有一条马鞭似的引线，我们就叫它“马鞭手榴弹”，可惜杀伤力太小。为了增大手榴弹的威力，我们拉开引线，把手榴弹一捆一捆地扔下去；敌人还是不退，还在顽强地向上爬。我们又把82迫击炮的炮弹拽掉保险，把炮弹底部在石头上一磕，就扔到城下去了。迫击炮炮弹的威力就大多了，一炸一大片。我们日夜不息地在城墙上坚守了三天三夜，土匪还是不退，还在包围着邛崃城。二野18军54师本来是计划进军西藏的，他们接到上级的命令后，停止进藏，增援邛崃。大军来到后，土匪还是没有退却的意思：他们白天隐蔽起来，晚上才进攻县城，不停地进行骚扰我们。54师也随之改变战术，看到哪边土匪集中得多，就派出一营以上的兵力带着轻重机枪出去包围、消灭他们，这样效果就比较明显。土匪架不住被一股一股地消灭，于是就退到山里去了。我们在邛崃守了一段时间，形势稳定下来后，才又回到浦江，继续在那里剿匪。
在浦江的时候，我们的驻地离县城有一段距离。一百多号人的连队吃饭是一个大问题，需要派人到城里买菜、买肉、买粮。一开始，我们一般是派遣一个排或一个班的战士背着背篼去城里买给养，后来战斗任务吃紧，连队抽不出那么多的兵力，就让司务员带上抓回来的、正在接受改造的土匪们去县城里买给养，往往是一个司务员带着十几个土匪进城，这就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土匪都是当地人，对当地路况熟悉，我们路过的村子里也有很多土匪，他们互相认识、恶习不改，在半路上往往一个土匪把司务员突然抱住，其余土匪们围上来夺了司务员的枪，把司务员打死，抢走司务员身上的钱，然后逃之夭夭。每个连队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连的司务员就是这样牺牲的。
我们连的司务长叫范云卿，也是山西平遥人，他40多岁，是城里沙巷的。我们连的司务员牺牲之后，我就成了他手下的司务员，负责帮厨和进城购买给养。那时候副连长以上领导才可以佩戴手枪，但是我们司务长、司务员也是可以佩戴手枪的，主要是为了遇到紧急情况时拔枪方便。我汲取了前任的教训，带土匪们进城买东西时格外小心，一路上让土匪们走在前面，我握着手枪跟在他们后面，拉开十来步远的距离。买东西回来后，大家都走累了，土匪们就喊叫：“老总，我们累了，歇一歇再走吧！”有的喊道：“老总，我想撒尿！”遇到这种情况，我先看看四周情况，如果觉得不安全，或者跟前有村子、怕有接应的土匪，我就说：“大家再坚持一下吧！前面有个山梁，咱们上去以后再休息！”到了山梁上以后，视野开阔了，我观察一下四周，觉得足够安全，我才让他们撒尿、休息。我始终握着枪，离开他们有十来步远的地方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正因为我特别警惕，土匪们才没有下手的机会，干了一年司务员也没有出事。
（五）抗美援朝
中央原计划让我们60军在四川剿匪结束后就进军西藏，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改为让18军进藏，让我们60军前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
1951年初，我们部队在成都集结完毕，坐了5天汽车，到达陕西宝鸡。我们在宝鸡停了些日子，每天有老百姓给我们送饭吃。之后，我们坐了火车继续前进，到达河北省交河县（今泊头市交河镇），我们在这里下车，暂驻下来，休整了两个月左右。我们6连的驻地是张华于庄（音）。这段时间我感到很奇怪：在这里根本见不到年轻女人，即使遇见的也大多数是40岁以上的女人，好像这里的人很封建。我们部队行军打战时只有行军锅，没有小锅和瓢盆，要想做饭就得出去跟老百姓借。我是司务员，出去借东西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我到了一家老乡家门口敲门。出来一个老太太，问我干啥？我说要借和面盆和小锅。老太太就转身回去拿东西了，但不让我进去。后来才知道她家里有年轻姑娘。有一天村里要唱戏了，各家各户的年轻姑娘都走出了家门去戏场里看戏，人人头上插着一枝花——我这才知道要过年了。在交河县住了两个月后，我们坐火车出发，过了唐山、天津，出了山海关、锦州，在安东（今丹东）下了车，进行短暂的休整。这时候东北还在下大雪。下大雪时，战士们可以不出门，但我们司务员必须得踩着厚厚的雪出去买菜、买肉、借东西。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51年3月17日夜间，我们过了鸭绿江上的木头桥，进入了朝鲜。这时候，朝鲜地面上主要由我们志愿军控制着，而天空则是美国飞机的天下——美国飞机飞来飞去，不停地轰炸扫射地面上的一切可疑目标。因此，部队领导要求我们夜间行军时不许抽烟，如果想要抽烟的话就得脱下衣服包住脑袋抽。我不抽烟，部队给发下来的“大前门”、“哈德门”、“大中华”等香烟，我都送给了爱抽烟的老乡们了。
我们刚到了朝鲜，就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夜色中，美军几十架飞机由远而近飞过来，投掷下许多带降落伞的照明弹，把黑夜照得如同白天一样明亮，接着敌机用机枪对地面目标进行扫射。旷野里我们无处躲藏，只好就地卧倒。飞机密集的机枪声从远处听是一片“哒哒哒”声，到了头顶上就变成了一片“嘎嘎嘎”声，特别刺耳。一排排枪弹打在我们身边的石头上，冒着火星，溅起了碎石块和尘土。敌机来回扫射了半天，临走还丢下很多定时炸弹，直直地矗在地面上，随时可能爆炸。敌机走后，我们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看有没有挂了彩的、牺牲了的，挂了彩的会有卫生员把他们收留起来，包扎好，送往后方医院，没受伤的则继续前进。
行军途中，为躲避轰炸，我们昼伏夜行，白天尽量在老百姓的家里隐蔽，到了晚上再行军。到了山顶上，由于没有房子可以隐蔽，我们就各人挖各人的避弹坑——没有避弹坑，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朝鲜也有少量公路，但是公路很窄，两辆汽车刚够错开。窄窄的公路上又是汽车又是行军部队，一片混乱。遇上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可以看到公路两边的沟里、河里，有很多四脚朝天的美国坦克，有打烂的美国汽车，也有被飞机炸毁的志愿军的运粮车——只要是烂车，都被推到公路两边的沟里去了。
我们在敌人不停的轰炸中强行军20多天，受了很多苦，好多战士跑步跑得吐血，不过终于按时从鸭绿江边赶到了铁元——这里离三八线已经很近了。
在战火纷飞的朝鲜，部队吃饭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即使有钱也买不来吃的，都是靠大后方运送粮食。但是敌人一直牢牢地把握着制空权，飞机不停地轰炸我们的运送粮食和物资的车队，炸断道路和桥梁，大搞“绞杀战”，企图把我们困死。据说，我们60军的粮库建在野外，上面覆盖上黄土进行隐蔽，尽管如此，敌人的飞机还是给发现了、炸毁了，我们吃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司务员的任务是保障战士们每天有饭吃。每天晚上，我就带上一个班的战士去领粮，没有粮食就领炒面——每个战士可以领胳膊粗的一袋子炒面。有时候我们等上一夜，却被告知运粮车来不了了，我们只能白跑一趟。因为领粮只能在夜里，所以很容易迷路。有一次，我们没领上粮食，往回走的时候，我撒了一泡尿，回头就发现迷路了——战士们都走远了，而我面前却是一个三岔路口。我心里着急，任意选了一条路就往前跑，看到前面有部队的炊事班在埋锅做饭，上前一打听，却不是自己的连队。到了白天，我也不怕暴露目标了，也不怕美国飞机追着我扫射了，饿着肚子连续寻找了三天，直到第三天晚上，我才找到自己的连队。战友们都以为我当了逃兵或者牺牲了。
在战火纷飞的朝鲜，美国飞机实行无差别轰炸和扫射，没有谁、没有哪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我们部队有严格的规定，一般不允许我们的战士进朝鲜的村子里，战士们每天只能钻进野外的战壕里。我是司务员，有时候可以进村里借点东西。有一次，我走进一个村子里，村子里很安静。我进了一家院子，院子里有几个大缸，缸里还有腌制好的泡菜。我在院子里用朝鲜语喊道：“要包（喂，有人吗？）？”房子里没人应话。我就走进屋子里，一看，只见一家子都死在炕上了，她们身上还盖着被子，苍蝇遍地，臭气熏天。我正奇怪这一家子怎么好端端的就全死了呢？我抬头一看，只见屋顶上有一长串子弹孔，太阳的光柱从弹孔里明晃晃的射进来，照在死人的身上……我默默地退了出来。整个村庄一片寂静，估计全村老百姓都死了。
4月5日，我们180师进行整补后，接替了63军和26军的防线，参加了抗击以美国为首的、由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猛烈进攻。战斗中，我们俘虏了一些泰国军队——泰国人个头小，黑不溜秋的；我们也俘虏了一些土耳其军队——土耳其人个头较高，皮肤也比较白，但是比美国人、英国人黑一些。我们的部队也有损失——我们在地面战中不怕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但是由于没有制空权，美国飞机对我们的阵地狂轰滥炸，我们的团长和营长都被美国飞机给炸死了。
4月22日，五次战役打响了。60军181师作为第一梯队、179师作为第二梯队渡过汉江，向美军25师和土耳其旅发起了进攻。我们180师作为预备队，随后跟进，到达汉城以北地区。
吴成德原来是我们的团政委，他没有领导架子，和战士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非常融洽，后来他升为180师的政治部主任。他见兄弟部队179师、181师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就写信给彭总，主动请战，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彭总同意了，他下达给我们60军180师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是穿插到敌人后方，切断敌人退路。
5月16日，第二阶段作战开始了。我们60军的179师和181师都给抽走了，只剩下我们180师单独攻击、穿插、分割、牵制美军第10军这个机械化部队。美军的编制大，一个师的兵力是18000人，一个军有三个师，也就是56000人，而我们180师只有11000人；我们的武器装备比美军差远了：美军使用的是自动步枪——卡宾枪，我们使用的是落后的水连珠，还有少量的冲锋枪；美军有强大的空军支援——头上飞来飞去的全是美国飞机，而我们没有空军的支援；美军有包括远程大炮在内的800多门大炮的支援，而我们一个师却只有两个连的炮兵；美军有300辆以上的坦克、众多的汽车，而我们志愿军只有两条腿……尽管力量悬殊，我们还是按照上级的命令对敌人发动了进攻、穿插。当天夜里，我们180师冒着敌人的炮火强渡北汉江。江上没有大桥，我们先头部队渡过去以后，在江水里拉起了两根铁丝，大部队摸着这两根铁丝向对岸泅渡。江水很宽、也很深，像我这样的大个子还可以露出胸来，个子小的战士只能露出头来。战士们把枪背在肩上，而行李和刚够一个星期吃的炒面都被浸湿了。为阻挡我们进攻，敌人空投了照明弹，炮弹不停地落在江水里，在江面上掀起一朵一朵的巨浪，江水一股一股地涌来涌去，战士们站立不稳，有的就被江水冲走了。过了江，我们部队马上展开，在30里宽的战线上对敌人发起了攻击。17日，我们359团占领了杜武洞，18日又占领了洪川北岸，牢牢地牵制了美军的主力。美军已经知道我们的粮食刚够吃一个星期，就坚持不退。打到20日，志愿军司令部认为作战任务已经完成，而且各部队所带的粮食已经不够了，就命令撤退，单独要求我们180师留下来再坚守5天，负责掩护友邻部队的6000多名伤病员后撤。周围的友军部队都撤走了，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一个师陷入敌人的包围。23日，我们的粮食都没有了，大家只好吃树叶或者草根充饥，继续顽强地阻击敌人的进攻。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我们一个团就牺牲了8个连长，5个指导员。
25日，我们团在明月里、九唇岱山地区，构筑阵地，阻击敌人。当时我们的连长已经牺牲了，副连长跟我说：“战士们都好几天没有吃的了，你就担来桶水吧，让战士们喝口水解解渴。”我冒着炮火担着两桶水赶到前线，战士们早已经渴坏了，也不顾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跑过来往水壶里灌水。这时，一个炸弹落下来，在我身边爆炸了，我被气浪高高地抛在空中，又重重地落下来，埋在了土里，失去了知觉。
周围很安静，一片漆黑，我想动却动不了。我想：“我这是死了吧？可是，既然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能想问题？”我发现我的手指头能动，接着试着动胳膊，发觉左胳膊也能动。我开始左右打滚，终于，盖在脸上、身上的土都掉落了，我又见到了光明。我继续打滚，滚到了交通沟里，于是忍痛站起来，冒着炮火顺着交通沟向前跑。看到前方有一个有顶的指挥所，我就跑进去。里面是我们机枪班的战士。见到战友们，我说：“我的右胳膊也不能动了，你们给我看看，究竟是怎么了？”机枪班的战士给我脱下衣服，说：“你的胳膊挂彩了，少了一片肉；你的肩上也挂彩了。”他们把我的伤口用绷带包住，止住血。我们这个简易的机枪阵地成了敌人的打击目标，飞机不停地来回扫射，顶上全是枪弹窟窿，里面一片乌烟瘴气。我只好带伤跑到了外面。战场上，我们看不到敌人，因为敌人不与我们正面交锋，他们只是利用飞机轰炸扫射我们，利用远程大炮轰击我们。我们的战士，有的被炸断了双腿，只剩下一个肉墩子，在哭喊着爹妈、央求我们救救他；有的战士失去了胳膊，有的战士被炸出了肠子，可是人还活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弹尽粮绝，缺医少药，饥肠辘辘，谁也救不了谁，那场面真是太凄惨了……有作战能力的战士都被抽走攻打鹰峰山、突围去了，留下我们这些伤病员在原地苦苦地等待救援。
我们又饿了两天。敌人停止了轰炸，上来打扫战场。我们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反抗了。我和同样受了伤的连队文书在山旮旯里被美军士兵发现了，他们把我们这些还有一口气的伤员拖着两条腿拖到汽车跟前，抬起来扔到汽车上，扔了满满一车。前面被扔上去的伤病员本来还活着，但是被后来扔上去的伤病员给砸死、捂死了不少。
（六）战俘生涯
汽车走了好长的路，先后路过大田、大邱，最后到达釜山。下了车，美军给我们活着的人每人半碗粥，不至于让我们饿死。然后，让我们挂了彩的伤员自行报告。我报告了。第二天，我被抬着到一处帐篷医院里，医生解开我伤口上的绷带，因为捂了一个星期了，伤口已经腐烂了，血肉都往下掉，吓得医生都不敢收治我了。又接连转了两家医院，同样拒绝接受我。到了第四家医院，才收下我。那是一个大医院、正规医院，我被抬到二楼的手术台上，给我做手术的是一个美国医生，黄头发，蓝眼睛，胳膊上还长着一层毛茸茸的黄毛。我躺在手术台上，他用手术刀将我腐烂了的肉全部挖掉，然后用刀将已经变黑的骨头刮出白色来。由于打了麻醉针，我没觉得疼，跟死了差不多。我躺在手术台上迷迷糊糊的，耳朵里能听到“噌噌噌”的刮骨头的声音，令我不由得想起“关云长刮骨疗伤”的故事来。刮完骨头之后，他把我的伤口又缝合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清醒过来，但怎么也坐不起来，浑身发抖。有个被俘志愿军战士受伤较轻，他把我扶了起来。我以为我的右胳膊被截肢了，坐起来一看，见右胳膊还在，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么大一块肉被挖掉了，我的右上臂变得很细，比小胳膊还细。医生不停地给我打针。一个星期后，我的伤就好多了，也抽线了。
我的伤还没有完全好了，我就要求尽早出院，要和我的战友们在一起。于是我被送到了巨济岛战俘营。没想到那里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我的地狱一般的生活开始了。
美军在巨济岛上建立了第71、第72和第86号战俘营——战俘营也叫战俘联队，我被关在第72联队第3大队第？中队第15小队。一个联队有6个大队，一个大队约有1000多人，一个小队有50多人。在战俘营里，表面上是战俘管理战俘，实际上是美军默许从台湾来的国民党特务（包括黄百韬的儿子）假扮成志愿军战俘（我们叫他们“假俘虏”）或者由志愿军里原国民党官兵的叛徒来管理战俘。我们的小队长是个广东人，他负责登记我的籍贯、姓名、是否中共党员、是否领导干部、怎么被俘的等详细情况。我看到周围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就讲了我的籍贯和名字，但没有承认我是共产党员。他拿棒子狠狠地打我，一边毒打一边问：“你是山西人，怎么能不是共产党员和干部呢？”我说：“山西人怎么了？为什么山西人必须是共产党员和干部？”他说：“山西是革命老区，革命老区出来的怎么能不是党员、干部呢？如果你是广东、四川的，你说你不是共产党员和干部，或许我还相信呢！”他打得我浑身是血，我就是坚决不承认。他从别的小队带着一个人来见我，那个人指认我是2营6连的司务员，肯定是共产党员。我说不认识他，继续否认我是共产党员。那个人说他是我们在四川俘虏了的国民党兵，他认识我。于是那个小队长以及他的帮凶继续用棒子打我，打得我几天都不能动弹。他们不停地折磨了我五天。我想，如果我还是不承认，他们肯定会折磨死我的；但是，如果我承认了我是共产党员，他们又能怎么样我呢？于是我就承认了。他们把我“特殊关押”起来，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折磨我——我在这里每过一天比过一年都艰难。
战俘们分为“亲共战俘”和“反共战俘”两大派别。“亲共战俘”是愿意回大陆的战俘，“反共战俘”是愿意去台湾的战俘。“亲共战俘”本来占绝大多数，但是因为有美军的支持，混进来的国民党“假战俘”和“反共战俘”霸占了战俘营里的领导权，他们有美军给的小刀、带刺的鞭子、带刺的铁丝枷锁、包铁皮的棍棒、铁警戒哨等武器，负责审讯、殴打、劝降“亲共战俘”，强迫每一个战俘在身上都刺上反共标语和拥护蒋介石的纹身，比如“反共抗俄”、“杀朱拔毛”、“蒋总统万岁”等，如果有谁不同意刺字、有谁不想去台湾，他们就用棍棒殴打、用铁刷子刷皮肉、用刀子开膛破肚、摘心挖肺、把活人扔到厕所里等手段折磨……
记得有一天，我们被召集起来，坐在外面的空地上。有一个带着红袖章的叛徒，自称叫“李大安”，他手里拿着一把匕首，指着旗杆上挂着的一个东西说：“你们说，那是啥？”我们抬头一看，是一颗人心！但是我们谁都没有吭气。他说：“我实话告诉你们：那是一颗人心！那是谁的心呢？那是一个四川兵的心，他叫林学普，是一个亲共分子！他坚决要求回大陆，我就把他的心给挖出来了，让你们看看——只要是反共的、愿意去台湾的人，他的心就是红的；只要是亲共分子、愿意回大陆的，他的心就是黑的！你们看，他的心是不是黑的？”很快，我们就得知他所说的杀害四川籍战俘林学普确实是事实。
对于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和叛变分子肆意折磨、杀害战俘的行为，美军、南朝鲜军采取了放任的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反共战俘”因为手里都有凶器，经常没事找事殴打“亲共战俘”， 在我们小队里也有被他们打死、捅死的战俘。在他们的淫威下，一些“亲共战俘”被他们强制纹了身、刺了字，然后他们拿着香港、台湾报纸宣传说：“你们这些刺了字的人，你们即使回了大陆，共产党也会在大会小会上批斗你们，用刀将你们身上的纹身一刀一刀血淋淋地割下来，才会饶你们不死！你们说，你们有了纹身，还能回去吗？”在他们的威胁和欺骗下，最后在交换战俘回国的时候，有了纹身的“亲共战俘”没法回大陆了，只好随着“反共战俘”们去了台湾。我们连的司务长范云卿，当时43岁了，他在平遥老家没有妻子和儿女，他被纹了身以后，最后只好去了台湾。他的堂弟范毓卿则和我们一起回了大陆。尽管处境如此险恶，我们这些人还是坚决地与他们进行斗争，坚决不让他们在我们身上刺上反共标语，坚决要求回大陆。第72联队有6000多名战俘，最后只有1000多人回了大陆。
1952年4月8日，战俘审查、甄别开始了。所谓“审查、甄别”，就是美蒋敌人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确认一下，哪些战俘想回大陆，哪些战俘想去台湾。参与审查、甄别的工作人员有美国人，有南朝鲜人，还有中立国的代表。甄别的时候，很多战俘事先就被“反共战俘”摧残怕了，浑身哆嗦，眼露恐惧，当听到甄别人员问他们想去台湾、想回大陆或者是想去中立国的时候，他们一脸惶恐，结结巴巴，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们害怕一旦说出想回大陆的时候，回到集中营以后继续遭受折磨。轮到我了，他们问我：“你想去哪里？台湾还是大陆？”我说：“我要回大陆！我死也要回大陆！”他们作了登记，给了我一张条子，让我出去。一出帐篷，门口有人查看了我的条子，就把我们这些铁了心要回大陆的这些战俘送进了一个单独设立的战俘营——602支队（当然，602支队里也有混进去的国民党特务）。到了新的战俘营以后，他们每天让我们干最累的活，不让我们吃饱，而说要去台湾的那些战俘们就可以少干活，吃的也比我们好一些。我们每次出营干活的时候，他们就指令一群十来岁的小孩子冲我们投掷石块、羞辱我们。战俘营的四周有四层铁丝网，还有电网，想逃跑出去很难，而且巨济岛四面都是大海，根本逃不出去。
我们后来又被转移到济州岛上，关进小一点的战俘营里。济州岛上有10个战俘营，我被分配在6号战俘营，每个战俘营里关着500多名战俘。我在这里见到了我们连的副指导员，他认得我，就让我秘密参加了战俘营里的纠察队，成为纠察队2班的班长，负责同美蒋特务、“反共战俘”进行斗争。我们秘密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实际上就是战俘营里的地下党组织，与党组织是一样样的，接受外面是指令，统一对敌斗争，计划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进行暴动越狱。我们要开会的时候，互相使个眼色、做个手势就知道要干什么了，然后几个人集中到一块儿，传达外面来的指示，交代工作任务。
我们部队到达朝鲜以后，因战斗的需要，老乡毋增文去了高射机枪连当了排长，我们就分开了，没想到在巨济岛602支队又见到了他。他也是强烈要求回大陆的人。后来，他和我一样被转移到济州岛。因为他是志愿军的军官，被关进了10号战俘营。
我们在战俘营里建立起地下党组织以后，有三大任务：团结，学习，斗争。
1952年，国庆节快要到了。我们接到上级指示：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决定在国庆节那天，在10个战俘营里同时升起五星红旗。为了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开始行动，制作一面五星红旗。战俘营里没有做旗帜的布料，我们就把搭帐篷的防水雨布在汽油桶上烘烤，加热后把防水布上的胶层剥离，这样就得到了一块白色尼龙布；没有染布的红颜料，大家就咬破手指，用大家的鲜血来染；经过鲜血染了的绸布之后很快就变黑了，于是大家再想办法，用医用红药水来染，于是做红旗的红绸布就有了；没有做五颗星星的黄布，我们就用奎宁药片泡水，终于染出了黄布；最后，我们这些战俘们一针一线终于缝制出一面五星红旗来。没有旗杆，我们就把搭帐篷的竹竿连接起来，做了一根几丈高的旗杆。
10月1日，天刚刚亮，间隔200米的战俘营之间通过互打手势，6000多名战俘在同一时间集合起来，集体面向祖国北京的方向站好，一些战俘用自制的乐器奏起了国歌，我们开始升国旗。7号战俘营第一家升起了国旗，接着，其余9个战俘营先后都升起了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南朝鲜的天空，我们十个战俘营、6000多名衣衫褴褛的战俘激动地流着泪，唱着国歌，排成四路纵队围绕着国旗游行，为我们的祖国庆生。
美军发现后，立刻调来全副武装的一个团，动用了几十辆坦克车，首先对7号战俘营发动了进攻，企图抢夺五星红旗。他们用机枪、冲锋枪、手雷、火焰喷射器向手无寸铁的战俘们进行大屠杀，甚至动用飞机进行扫射，还投放了毒气弹。7号营地的战俘们用石块顽强地进行还击，誓死保卫五星红旗。美军经过一个小时的疯狂进攻，打死了170多名志愿军战俘（经核实，实际伤亡数字是65名死亡，129名重伤，171名轻伤），一大批优秀党员、优秀战士遇害。见此情景，我们地下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只能招致更多的战友遇害，于是每个战俘营派出代表、翻译与美军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了“所有的战俘营都降下五星红旗、美军停止大屠杀”的协议。“济州岛大屠杀”事件发生以后，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我们战俘们集体绝食，向美军进行抗议。迫于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战俘们绝食的压力，美军与我们再次谈判，同意将牺牲了的志愿军战俘装棺材安葬，葬在济州岛上，立碑纪念，称他们为烈士。10月7日，10个战俘营在同一时间召开了追悼大会，悼念牺牲的战友。残暴的美军也被志愿军战俘的英雄气概所震撼，被迫向我们牺牲了的战友们献了花圈、敬了礼。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字。通过交换战俘，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志愿军战士有20000余人，最后归国的有6000余人，其中2000余人还是被美蒋特务折磨成重伤、残疾的战俘，其余的大部分战俘被纹身后不敢回大陆、被裹挟到台湾去了，其中一些战俘在去台湾的军舰上投海自尽、壮烈殉国，还有极个别战俘去了中立国。
（七）归国之后
从朝鲜回国后，我们全体人员在辽宁省昌图县金牛镇的“归来人员管理处”学习了一年。说是学习，实际上是让我们交代被俘的问题，讲清：究竟是被俘了，还是主动投降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俘的？有谁可以作证？在战俘营里向敌人泄露过机密没有？殴打过战友没有？出卖过战友没有？为什么不像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那样英勇就义等等。好多战友没有文化、不会写字，而我有文化，被选为学习组长，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帮助战友们写交代材料。尽管中央对我们这些归来人员作出了“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置”的指示，但是“归管处”由于左倾思想严重，几乎是把我们这些归国人员都当做投降变节人员了，甚至害怕我们是美蒋派回来的特务人员。因此，除一两个人之外，我们都被开除了军籍，凡是党员的都被开除了党籍，营级以下的干部都被遣返回原籍，还要求“终身限制使用”。不必说我和毋增文这样的普通党员了，就连我们180师被打散后又坚持在敌后打了一年多游击战后才被俘虏的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也被开除党籍了，而且还说这是“铁板定案”，勒令我们“永不翻案”。1954年，审查学习结束后，我们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衣，按照一个月4万（4元钱）的标准给我们结了工资，遣返回原籍。我们在战俘营里的两年和归国后学习的这一年都不算军龄，因此我只领了三年的工资，共144万（144元）。直到1979年，中央颁布了74号文件，才给我们这些被俘的志愿军战士们恢复了党籍、军籍，并按照1954年的工资标准对我们作了补偿。钱不多，但是我们更在乎的是名誉，恢复名誉比啥都重要。
1954年，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的我离家六年后，终于回到了平遥老家——京陵城村。我回到家，一看到家里的情形，差点气死过去——我家的房子几乎塌掉了：房顶上的椽子一根根裸露着，而瓦和泥土都塌进屋里去了。经过打听，才找到了寄居在我二叔家窄小的耳房里的父母亲。原来，土改的时候我家被评为地主成分，房子和财产都被没收了、分给贫下中农了，我家几乎一无所有了。我弟弟也结婚了，也住在二叔家的那间小小的耳房里。晚上，我父亲只好去李姓人家去睡。
我家解放前有40多亩地，土地亩数本来够不上地主的标准，即便按照政府划分地主的三条标准（家里雇过长工的；使用过丫鬟、侍女的；放过高利贷的）来看，我家也够不上地主成分，但是因为父亲解放前当过村长，得罪了不少人——父亲得罪人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经常处理那些偷盗的、吸食大烟（鸦片，土话叫料子）的人。一些村民由于抽大烟成瘾，没钱就偷别人的东西或地里的庄稼换料子抽，被逮住以后，让他赔偿，他又赔不起，不让他赔偿吧，失主家又不肯原谅他，非要让村里作出处理不可。我父亲作为村长，只好按村规民约把偷东西换料子抽的人打一顿棒子算了，于是他们就说我父亲是为富人服务的，这样就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解放后掌了权、当了村干部，出于报复的心态，他们就把我家评为地主了。
父亲兄弟三个，我父亲是老大，过继给了没有儿子的大伯父（即我的爷爷）。父亲的大伯父解放前是个教书先生，在书房院里开办私塾，他死后书房院自然就归了我父亲。土改的时候，我父亲房子多，书房院被穷人分了。不过我父亲不在乎，因为还有老院子可以住。那年冬天的一个中午，我的一家正围坐在炕头吃饭，因为热，父母脱下棉袄放在一边。正吃到一半，贫协主任带着一群人进来了，让我一家子站到院子里去。我父母以为是什么事，没穿棉袄就到了院子里。贫协主任当场宣布：“你家的旧房子也不是你家的了，马上贴封条！”我父亲问：“那让我们一家人住哪里？”贫协主任说：“我不管！来，把门给我贴上封条！”我父亲央求道：“你们好歹让我们把饭吃完，把棉袄穿上。”贫协主任蛮横地拒绝了，把门给封了。我的家人立刻就成了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人了，一家子只好寄居在我二叔家的耳房里。土改那时候，基层干部不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为所欲为，蛮不讲理：有的长工给有钱人家打工，省吃俭用攒下一些钱，结果也被评为地主了；有钱人家吃喝嫖赌把家产折腾光了，反而被评为贫下中农。尹村有张世雄、张世龙兄弟，老大张世雄非嫖即赌，败光了家产，被评为贫农；弟弟张世龙只有一个女儿，但他省吃俭用，积攒了些家产，被评为富农，家产也被瓜分了，最后给气死了！我村里有个老党员、老红军，叫侯宝章，他是个光棍，本来是平遥南门外人，懒得厉害，不知什么原因搬到了我村。他经常背着几个袋子到我家，揭开瓦瓮看看，是米，就搲几碗米；是面，就搲几碗面；是豆子，就搲几碗豆子。我母亲问：“你那是在干啥呢？”他操着外地口音说：“谁让你家是地主呢？我想搲就搲了！”地主的粮食也是辛辛苦苦从地里刨回来的，难不成是抢回来的？可是，那个时候你根本无理可讲！
听了这些后，我安慰父母，不让他们气。我说：“谁让咱家以前过得比人强呢！谁让咱家以前当村长得罪了人呢！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以后就不会有人欺负咱家了。只要咱们把心存正，好好劳动，以后咱家还会好起来的。”
我当兵离家六年多，回来后妻子还在等我。我们村当时从部队回来了9个人，就有3个离了婚。由于我家是地主成分，我又是被俘后回来的，有了“不光彩”的历史，我怕连累她，就和她商量离婚的事。当时，她背后有政府做主，她只要打着“脱离剥削阶级家庭”的旗号就可以和我离婚。但是她不肯离婚，说想和我好好地过日子呢。
我回来后，无处落脚，而当时国家政策是必须给复员军人安排房子住的。政府补助了我70万（70块钱），让我自己修房子。我为修房子准备了20根椽子，支部书记郝云庆领着20来个人来了我家，扛上木料就走。我问他们：“你们这是往哪儿扛？”支部书记说：“大队！”吓得我不敢再问了。
我回来后，村干部和我谈话，让我和父母亲分灶生活，划清界限，不准同流合污。我也听了他们的话，和我父母分开住了，但是一点用也没有，我的一家还是按地富子女对待。有一次，大、小队干部到我家造反，进了门就打开我家的箱子，把包袱全部扔在地上，解开看里面有什么。我从部队里拿回来的好多进步书籍都被他们说成是黄色书刊拿走了，我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水浒》也被他们拿走了。我有本日记本，里面记着我的战友们的通讯地址，里面夹着许多我和战友们在一起的照片，他们也一并拿走了，我也不敢要回来。我村从部队复员回来的一共9个人，其中有8个当过村长、保卫等。我是地主成分，又是“终身限制使用人员”，所以啥也不让我做，我只好老老实实当农民受苦。
在历次运动中，村干部、红卫兵、学生们经常到我家，进门后就问我：“你家是什么成分？”，“你家雇过长工没有？”，“你家使用过丫鬟、侍女没有？”，“你家放过高利贷没有？”……我一一做了回答，刚走一拨，又进来一拨问我同样的问题。我问他们：“你们这样反复地问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回来后，那个老党员、老红军侯宝章依旧背着布袋来我家想白拿粮食，但是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胆战地动手搲粮了，而是说：“咱家没吃的了，给咱家碗面吃吧。”我对母亲说：“给他舀两碗面吧，就当是给了叫花子了。”舀给他面以后，他还会说句“谢谢”。
我家有六个姑娘、一个儿子。大姑娘、二姑娘学习都非常好，都是跳班生，但是赶上推荐上学的那个年代，她们受我家地主成分的连累，根本没资格上高中、大学，最后都在村里当农民、受了苦了。
我一直在农业社勤勤恳恳地劳动，夹着尾巴低头做人。我想改变我家的生活处境，但不知道这苦日子啥时候才是个头。
1979年以后，中央给我们这些志愿军战俘落实了政策，给我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补了一些钱。我家的地主帽子也摘了，我和村里人一样，都成了普通的农业劳动者了。
京陵城村土地贫瘠，要想改变生活，我觉得只有让孩子们考上大学，到外面的世界去。1979年恢复高考以后，我儿子考上高中，又考上了中专院校，分配到供销社工作，有了一份体面的职业；我的三姑娘考上大学后，分配到国企——铁三局工作；四姑娘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银行系统工作；五姑娘考上兰州大学以后，一直读到博士，现在在山西理工大学当教授；六姑娘考上了浙江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当高级工程师。
在农村，连续培养五个孩子上大学，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孩子上学，我和妻子每年都要种好几亩棉花，整天在田间地头劳作，卖了棉花给孩子们交学费。村里人跟我说：“养活姑娘、让姑娘们上大学是纯粹是赔钱买卖。等她们上完大学、分配了工作以后就成了别人家的媳妇了，还不如让姑娘们在村里织袜子挣钱呢，那样的话，一个月好歹还能挣40块钱补贴家用呢。”我说：“我这辈子已经受够苦了，决不能让我的孩子们再受苦了，我和妻子苦点累点不算啥，让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我们当父母的就高兴了。”记得我家五姑娘、六姑娘同时在平遥一中读高中，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但是因为家里穷，她俩吃不起食堂饭，我每隔两天就得骑上自行车去城里给两个姑娘送干粮去。时间长了，老师们也认下我了，她们说：“老郭，你女儿学习好，全是你的功劳。”我心里很高兴，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老师们培养得好！”需要说一下我的四姑娘——我家大姨子没有女儿，我家女儿多，就把四姑娘送给了大姨子当女儿。四姑娘学习也好，但我的连襟和大姨子不好好挣钱、不好好培养，孩子念到初中就不想供上学了。那一年，我家正在修窑洞，欠了不少饥荒（债务）。一天晚上，我一身水、一身泥刚回到家，我连襟就来找我，说他掏不起50块钱的学费，问我借钱。他说，如果我不借给他钱，孩子就不上学了。我说：“你这是啥话呢？再穷也不能穷孩子，再穷也不能让孩子失学！”我出去找邻居借了50块钱，给了他。后来四姑娘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干脆让她吃住在我家，供养她考了大学，找了一份好工作。
如今，除了大姑娘、二姑娘，我的孩子们一个个都考上了学、过上了好日子。但是，我的妻子却在1999年因病去世了。这辈子她跟上我吃了数不清的苦，几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这辈子我最对不起人的就是她了。
我爱人去世后，我离开京陵城村，跟着儿子在城里生活，衣食无忧。没事的时候我经常回想这辈子遇过的事、走过的路。
180师被俘后回来的平遥籍志愿军战士一共有29人，到2011年就只剩下4个人了，分别是城里米家巷的毋增文，沙巷的范毓卿，岳壁村的李再奇，还有我。那年我们四个老战友还聚了聚，在一起合了影。今年正月，毋增文也去世了，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
下午，外面淅淅沥沥的雨终于停了，太阳在云影中穿梭，播洒着一天里最后的温暖。
我辞别了郭廷柱老人，踏上了归程。一路上，我心潮澎湃，一直被郭廷柱老人以及他的战友们所经历的那段战火纷飞、激情燃烧的岁月所感染着、激动着，也为他们在美军战俘营里所遭受过的非人折磨、归国后所遭受过的不公正待遇而难过着、心痛着。在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包括与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战斗后能幸存下来的战士，他们本身就是个奇迹。
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朝鲜战争，一直被美国人刻意忘记，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而我们却不应该忘记那场立国之战，更不应该忘记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那些战士和战俘！关心他们吧，给他们以温暖与关怀，趁他们还在世的时候——这是我此时此刻唯一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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